汪曾祺与刘文典交集于西南联合大学。1939年，十九岁的汪曾祺从家乡扬州高邮奔赴昆明，考上了抗战时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迁至此地拼组的西南联合大学。刘文典作为原清华大学教授也辗转至此，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。汪曾祺入读的就是中文系，俩人由此而生缘。汪曾祺所写的《西南联大中文系》一文中，用了厚重笔墨专门描绘这位老师——
“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，我只记住开头一句：‘《庄子》嘿，我是不懂的喽，也没有人懂。’他讲课时东拉西扯，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。倒是有些骂人的话，留给我的印象颇深。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，只会说甲本作某，乙本作某，——‘到底应该作什么？’骂有些注释家，只会说甲如何说，乙如何说，‘你怎么说？’他还批评有些教授，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，发给学生的是白文，‘你把注解发给学生！要不，你也拿一本白文！’他的这些意见，我以为是对的。他讲了一学期《文选》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《海赋》。好几堂课大讲‘拟声法’。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，举了好些外国例子。”
一句“他的这些意见，我以为是对的”，可见他对刘文典老师的崇尚钦佩。
汪曾祺在另一篇回忆西南联合大学老师的文章《陶光》中，也暗含对刘文典的赞赏之意，并两次写到了刘文典。“他（陶光）主攻的学问是什么，我不了解。他是刘文典的学生，好像研究过《淮南子》。据说他的旧诗写得很好，我没有见过。他的字写得很好，是写二王的。我见过他为刘文典的《〈淮南子〉校注》石印本写的扉页的书题，极有功力。”“他留在云南大学教书。我们北上后不大知道他的消息。听说经刘文典做媒，和一个唱滇戏的女演员结了婚。”
汪曾祺之所以对刘文典有这样的情感，以汪曾祺的秉性与学识，我认为除了钦佩刘文典的学识和教学风格外，还有两个因素裹在其间：其一，皖南同乡情。刘文典祖籍安徽怀宁，汪曾祺祖籍安徽歙县，两地一衣带水，这种乡情所带来的心境心绪是相通相惜的；其二，个性相契合。刘文典是个性凸显的大师，治学严谨，但生性散漫，这种生活个性的同类通感所滋生的情感是无可替代的。
与此同时，汪曾祺对刘文典还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夹杂其间，这应与他的另一位老师——沈从文有关。沈从文当时也在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，他对汪曾祺十分器重，有栽培提携之恩。但是刘文典又与沈从文“过不去”。《人民政协报》2014年2月13日发了一篇短文，题为《刘文典骂沈从文》，专门谈及此事，很是有趣：“据传他（刘文典）对新文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，评沈从文升教授时他就说：‘在西南联大，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，他应该拿400块钱，我该拿40块钱，朱自清可拿4块钱。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。沈从文都要当教授了，那我是什么？那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？’在西南联大时，有次大家躲避日军飞机袭击纷纷奔逃，沈从文超过刘文典时，刘文典大怒，骂道：‘陈寅恪跑是为了保存国粹，我跑是为了保存《庄子》；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，可你这个该死的，什么用都没有，跟着跑什么跑啊！’”在那个年代至为崇尚开放的西南联合大学，以刘文典的个性，对沈从文所说所做的这些，其真实性是较高的。
像刘文典与沈从文之间的这种“过不去”，在西南联大应不是大秘密，汪曾祺也应知晓一二，而以汪曾祺那个年龄段的情怀，夹在崇拜的两位老师之间虽然五味杂陈，但以自己的智慧，抱定不参与、不评价、不纠结的心态，分表钦佩之情，这或许是汪曾祺对刘文典、沈从文的另外一种情绪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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